习主席指出：“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我们长期探索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重大成果，是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任何富有生命力的发展战略都是国家战略需求与历史规律相结合的产物。将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我国安全和发展相统一的战略需求，是与战争形态信息化、技术形态军民通用化、经济形态高度市场化的时代条件紧密结合的产物，对于破解诸多发展难题、实现民族复兴意义重大。

 

 

　　当近几场信息化战争的硝烟渐渐飘逝之后，人们开始冷静思考一个问题，即在当今信息化战争时代，世界各主要国家为何都在大力推进军民融合发展？这一问题隐含着今日战争与昨日战争的根本区别，也促使人们不断探寻当代中国国防安全背后的深层问题。

 

　　现代国防安全，本质上是靠国家整体实力支撑起来的大国防体系安全。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所要维护的国防安全，集中表现为应对当前安全威胁的现实国防安全、具有可持续性的基础国防安全和在军事革命竞争中能够赢得战略主动的动态国防安全这三者的统一。由此决定了维护现代国防安全必须走军民深度融合发展之路。

 

　　对我国而言，国防安全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态势，可以概括为：国家领土主权安全与国家战略利益拓展相互交织；国防安全与国内安全稳定相互交织；传统领域安全与新兴领域安全相互交织；军事安全与其他安全相互交织；现实安全与潜在安全相互交织。这说明国防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深刻变化，要求我们必须用军民融合发展的方式获取和保持相应的战略能力。

 

　　用军民融合发展方式全面提升国防安全能力是世界大势。在信息化时代，安全与发展、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军与民、平与战、前线与后方、军用与民用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呈现不断融合的趋势。近些年来，美、英、法、德、日等主要国家军事专用技术比重越来越低，目前已不到15%，军民通用技术已超过80%，军队信息化建设主体技术均来自民用信息系统。世界各主要国家更加注重利用国家资源和社会力量实现战斗力的整体跃升。美国F-16战机训练模拟器原价3500万美元一台，利用好莱坞的电影拍摄和多媒体等技术后，单价成本下降为原来的1/12，性能却显著改进。

 

　　今天，现代军事体系能力生成主要集中于军事信息系统、信息化武器装备系统、信息化支撑环境三大系统，所需要的资源几乎覆盖了整个国家的战略资源。人类创造财富的活动与捍卫自身安全的活动水乳交融地融合到一起，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其根基已经深深植入经济社会的沃土之中。信息化战争的体系对抗，已不仅仅是两大军事体系的直接对抗和较量，而是基于网络、信息主导、跨域联合、军民协同的整体性对抗，是以国家整体实力为支撑的大体系对抗。面对战争形态的深刻变化，只有深入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充分挖掘使用经济社会母体中蕴含的巨大经济、技术、信息、人才等能量，才能有效解决我军现代化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问题，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用融合之力铸就现代国防安全之盾。

 

 

　　发展是当代中国的第一要务。尽管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均收入仍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依然徘徊在世界第70位至80位之间。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繁重。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面临趋势性下降危险，亟须找到新的内生增长动力和经济发展新引擎，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新思路。

 

　　制定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国防建设在刺激增长、促进转型、增加就业、孵化高新技术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具有强大动能。我国船舶制造业为什么在船舶载重吨总量上会超过韩国、日本而位居世界第一？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军用船舶业几十年的持续拉动。“北斗系统”为什么能产生数千亿元的产业带动效应？为什么能带动智能汽车、物联网、车联网等一批新业态？根源在于它对国民经济技术产业群所产生的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的带动效应。“神舟”飞天、“嫦娥探月”等大型国家工程，也都有力拉动了相关高端技术和产业的快速发展。

 

　　发展的源泉在创新。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推进，全球科技创新异常活跃，3D打印、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新材料、新能源、生物科技、深海深空探测等高新技术迅猛发展。2016年3月的“人机大战”举世关注，展现出人工智能应用于经济社会领域的无限空间。世界军民融合发展正进入一个“创新引领、多点突破、体系重塑”的全新阶段。各主要国家力图通过有效的战略运作加速军民深度融合，以最快的速度把新科技革命成果应用于经济社会领域，从而抢占综合国力竞争的制高点。这对我国形成了持续的动态竞争压力。实施军民融合发展国家战略，我们就能集中全社会的力量、共用一个经济技术基础进行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就能极大地提升综合国力和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

 

　　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一幕幕大国兴衰的历史活剧不断上演，看似混沌无序的治乱兴衰背后，蕴藏着一个亘古不变的铁律：大国崛起，成于经济和军事的协调；大国衰败，败于经济和军事的长期失调。一个大国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剧烈的权力格局变动中赢得主动，关键是实现经济系统和军事系统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进而实现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的双向跃升。

 

　　当前我国正处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这是一个中国追赶、达到和保持世界先进水平的崛起过程。在这个进程中，我们将始终面临种种制约国家安全和发展统筹协调的难题。解决这些难题，应对严峻挑战，特别需要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框架下统筹安全与发展，在国家战略层面上推进军民深度融合发展。

 

　　深入一步看，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还有更为迫切的特殊需求。现阶段我国军民融合的微观主体、技术起点、经济体制、法治环境以及国际环境与发达国家均有较大的差异性。发达国家的军民融合，总体上是以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规范的法治环境为平台的，因而与社会经济转型之间不存在较大矛盾。我国军民融合发展尽管已经取得显著成效，但总体上是在社会经济体制转轨环境中进行的，经济环境、法治环境和政策环境还不完善不健全，现行体制中仍存在着明显的“碎片化”倾向，军地之间缺乏有效的体制联接整合，军地两大系统内各自为政，“多张皮”“多龙治水”的现象十分突出。这些问题加剧了军民融合职能“缺位”“越位”“失位”的现象，造成了“多头提需求、分散搞对接、各自抓建设”需求对接障碍。如果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国家就会陷入“指头硬、拳头软”“要素强、系统弱”“有资源无力量、有实力无能力”的境地。今天，要实现军民之间“车同轨、书同文”，形成强大合力，必须制定和实施更加坚强有力的战略规划，建立更为强大的战略执行力和政策推动力，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富国与强军相统一、安全与发展相促进的战略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