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虚报岁数入了党，拿到了这个特权。我根本没有想到会活着回来，更没想到会活到今天，我为能拿到这个特权而终生骄傲！”恰恰因为陈岩石虚报的这两岁，在和平年代，其职务止步于省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

 

　　也正是这位背过炸药包的共产党员，退休了还一直奔走举报贪官，呼吁工人利益没落实就不能拆厂房，谁敢拆就从他身上压过去。有的官员不喜欢他，叫他“老石头”，可群众喜欢他，把他称作“第二人民检察院”。

 

　　此人此事，此情此景，令无数观众感动不已、热泪盈眶，也让一种声音穿越时空、力透荧屏：背炸药包永远是共产党人的“特权”。

 

　　战争年代，枪林弹雨，需要有人背起炸药包冲锋陷阵，摧城拔寨。“背炸药包”虽然意味着流血牺牲，但背起的却是共产党人“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热血壮志，是“何日请缨提锐旅，决战决胜伏强魔”的使命担当，是“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的英雄气概。这是一种身份和标识，更是一种荣耀与自豪。

 

　　曾经战功卓著的某连队党支部有一个“铁规”：凡是冲锋陷阵的突击任务，优先安排给共产党员。在一次六天六夜激战后，连长分配食品：重伤员每人一个罐头，轻伤员两人一个，共产党员三人一个。所有负重伤的党员坚持要三人分一个罐头，理由是：应该享受共产党员的“特殊待遇”。

 

　　电视片《正道沧桑——社会主义500年》里有这样一个镜头：1918年夏季，俄国到处硝烟弥漫，苏维埃政权危在旦夕。为了打赢这场殊死战争，布尔什维克党动员了1.5万名党员上前线，吸收了20万觉悟高的士兵、工人、农民入党。当时发给党员的手册上有这样一句话：共产党员只有一项特权——最先为革命而战。

 

　　“舟覆乃见善游，马奔乃见良御。”长征时，每到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带头冲锋的大多是共产党员。雪山上一捧雪、草地上一丛草，娄山关一片云、腊子口一缕风，泸定桥悬荡的铁索、金沙江猛摇的船桨……二万五千里征途，处处谱写着共产党员“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的壮丽史诗。聂荣臻元帅生前回忆，每打一仗下来，党团员负伤人数，常常占到伤亡数的25%，甚至50%。

 

　　战争年代“背炸药包”，打下了人民江山。如今，暗淡了刀光剑影，远离了鼓角争鸣，已不需要再像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黄继光忘死堵枪眼、杨根思与敌同身亡那样的牺牲。但新的长征路上，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背炸药包”的血性胆气须臾不可或缺，永远不能丢弃，它作为一种精神，是穿越时空的光芒，映照我们前进的征途；它作为一种力量，是攻坚克难的法宝，激荡我们奋斗的热血。

 

　　彭德怀同志说：“党给我唯一的‘特权’，就是带头吃苦！”改革发展，冲锋在前，也需要一种“背炸药包”精神，炸掉的是前进路上一个个“暗礁”“陡坡”“险峰”。焦裕禄为改变兰考的贫穷落后面貌，忍着病痛奔走在工作一线；杨善洲为绿化家乡的荒山，不辞辛苦，宵衣旰食，活到老，干到老，奉献到老；沈浩为带领小岗村父老乡亲走上致富路，日夜操劳，废寝忘食；罗阳为国防工业发奋拼搏，不遗余力，用生命托举起歼-15战机；林俊德忠心报国，以超常的意志工作到生命最后一刻……

 

　　“背炸药包”之所以是一种特权，“特”就特在“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而这种“特殊”恰恰在于不搞特殊、没有特权。然而，现实中有个别党员，不仅淡化了“背炸药包”的血性，反而多了“躺特权椅”的官味。有的自视“特殊党员”，热衷于搞家长制、一言堂；有的自诩“特殊人物”，官气十足，用权任性；有的自享“特殊待遇”，超标准享受，潜规则行事；有的自居“特殊地位”，蔑视法纪，为所欲为。如此种种，终将会被党规党纪“炸”得粉身碎骨。

 

　　“此生留得豪情在，再作长征岂畏难。”背炸药包这一共产党员的特权，如同一缕阳光、一泓清泉、一道闪电，滋润思想的蓓蕾，驱动精神的帆樯，引领前进的航向，激励后人受命忘“难”、临阵忘“惧”、公而忘“私”，披荆斩棘，一往无前，最终展得胜之旗、结必胜之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