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不是个人正当权力，而是一种法外之权；不是正常利益，而是利用权力搞特殊、谋私利。党员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因此，只能“忠实地为人民办事”，不能图自己方便；只能“适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能仅满足个别人的需求。特权思想、特权现象是党风的强腐剂。如果任由特权思想滋生、放任特权现象蔓延，党的性质怎能保持得住？党的宗旨又由谁来践行？

 

　　特权现象屡见不鲜。比如，自视“特殊党员”，热衷于搞一言堂；自诩“特殊人物”，用权任性；自享“特殊待遇”，超标准享受；自居“特殊地位”，无视法纪，等等。这几年，我们党正风肃纪查出的许多问题，背后都有着特权思想的影子。

 

　　特权者最大的思想误区，就是认为搞特殊是权力的“标配”。在他们看来，“如果没特权，当官干什么”“自己贡献那么大，特殊一点不为过”“权力用充分，才不算浪费”。谢觉哉同志曾深刻指出：“我们共产党进城了，当官的特权跟着就来了。很多人认为这是天经地义，我的亲戚要我帮忙安排工作，觉得这是正常的。我的孩子也觉得坐我的小车，吃得比别人好，穿得比别人好，是正常的。我感到这些对我们党来说，不正常，危险。”

 

　　哪里有特权，哪里就会有不公；谁搞法外之权，谁就会脱离群众。特权者占惯便宜、常得实惠，就会抓住特权不放，拒绝按规矩办事。规则被摧毁、秩序被破坏，就会损害群众利益、伤害群众感情。况且流风所及，大权力导致大特权、小权力派生小特权，有权力的用权力、没权力的找权力，政治生态就会恶化。不难想见，如果大家不再敬畏规则，而是追逐权力；不是痛恨腐败，而是抱怨没有机会腐败，激浊扬清必定难上加难，海晏河清就只能是镜花水月。

 

　　特权现象是侵害党的肌体的毒瘤，若不能及时割除，就会带来致命的后果。苏共被称为是“在自己葬礼上致富的政党”。在垮台之前，有机构曾做过“苏共究竟代表谁”的调查。调查中，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仅占7%，认为苏共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却占到了85%！正因为党内存在大量“脱离群众、站在群众头上的特权者”，苏共最终走向了亡党亡国的境地。

 

　　我们党对特殊化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我们党就采纳了刘伯承同志的建议，确定红军的“司令”称呼后面再加上一个“员”字，意即在革命队伍中不论职务高低，每个人都是普通一员。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各级领导干部是人民公仆，没有搞特殊化的权利，要带头执行廉洁自律准则，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这些都说明了同一个道理：共产党员不能忘记，自己“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

 

　　搞一次特殊，玷污一次形象；耍一次特权，失去一片人心。我军历来强调官兵一致，在政治上完全平等，在生活上同甘共苦。党员干部要感恩组织、依法用权，决不能谋求权力之外的任何特殊。只有彻底摒弃特权思想，坚守精神家园，永葆政治本色，才能经得起风雨、经受住考验，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