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红军长征的历史，一般都说“二万五千里长征”。其基本依据是1935年毛泽东所说的“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这一说法是对我们党和红军长征真实历史的客观描述。由于历史的复杂性，4支红军部队各自开始长征的起点不同，所走的里程不一样，但走得最远的作战部队行程达“二万五千里”，这是毫无疑义的。以中央红军为例，他们从瑞金撤离，到血战湘江，再到突破乌江、智取遵义、败走土城、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激战腊子口、会师吴起镇，经过了10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翻越20座大山，渡过24条河流，先后战斗600余次，占领100余座县城，其间反复进退迂回，历程十分曲折，实际行程要比在地图上计量的结果长许多。

 

　　重走长征路，要以充分了解基本史实为前提。如果不能置身于当时那种复杂的历史情景中去理解长征，而是简单地以和平时期没有任何敌人围追堵截、可以用GPS导航的旅行路线来计算长征的里程，就不可能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正确结论。2003年，英国人李爱德和马普安在“重走长征路”后声称：“长征其实不到官方长期宣传的公里数，大约只有3700英里（约6000公里）。”这个对长征里程貌似科学的简单化计算，实际上是误读历史的错误观点，但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由于一些媒体转载，不断扩散流传，竟然成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质疑长征历史真实性的“依据”，也给一些不了解长征历史真相的群众带来困惑。

 

　　臆想永远不能代替真实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历史是任何人都抹煞不了的，红军用鲜血和忠诚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永存。人们常说，“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即使由于不同部队行军路线的区别，有的红军官兵没有走到二万五千里，这也丝毫不影响对红军长征的性质和伟大历史意义的评价，丝毫无损于长征精神的伟大价值。今天，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虽然与80年前相比，斗争的具体内容有了很大变化，但红军将士坚定革命理想信念、克服一切困难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伟大精神，永远是我们为实现伟大理想而奋斗的宝贵财富和强大动力！

 

　　二、红军战略转移北上抗日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红军长征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移，它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剿灭”红军的企图，保存了党和红军的骨干，而且促进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长征中，我们党和红军笃定初心，从来没有迷失过前进方向，始终坚持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把长征前进的大方向与建立抗日的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心中始终有战略进军的大局；即使遇到严重挫折，也从未丧失过为民族大义和人民利益再度奋起的豪情壮志。最终，我们党和红军把长征这次战略转移确定为北上抗日的战略进军，为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进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完全可以说，长征是我们党立足于政治和道义制高点实现的重大战略转移，是我们党和红军的伟大历史功绩！

 

　　站在不同的高度看问题，必然有不同的视野、看到不同的风景。在对历史的解读上，因立场不同而导致结论迥异的现象并不鲜见。比如，有的美化蒋介石，认为他为了“建成将来对日本作战的大后方”，“有意放走了红军主力、中共中央与毛泽东”。这种说法，显然与事实不符，是在故意贬损我们党和红军、抬高国民党蒋介石。事实上，正是由于蒋介石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战略，才一再严令部下到处布兵设卡、围追堵截，并在其日记中屡屡对未能“一网打尽”红军表示懊恼。因此，长征胜利后中国革命出现新局面的历史功绩，主要应归于我们党和红军的英勇抗争！

 

　　一支政治力量要带领人民群众创造伟大的历史功绩，最根本的在于人民的选择和支持。历史是一面可以洞穿迷雾的镜子，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历史和人民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是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从历史中走来，走上中国政治舞台并执政到今天，不断创造新的辉煌，根本原因在于她始终从人民立场出发，集中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去创造历史、推动历史。面向未来，我们党还将带领人民走好新的长征路、创造新的更大历史功勋。

 

　　三、党在长征中走向成熟形成了真正的坚强领导核心

 

　　长征途中，我们党在革命实践中反复比较，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重大历史性抉择。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迫使全党对过去的路线进行深刻的反思，从而推动正确的思想路线在党内形成共识，进而形成新的坚强领导核心。1934年12月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肯定和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会后又明确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1935年2月、3月和5月，召开了扎西会议、苟坝会议和会理扩大会议，党中央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巩固了遵义会议成果。基于这些史实，无论是1945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是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确认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

 

　　遵义会议后，虽然确定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周恩来是军事方面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但无论是张闻天还是周恩来，基于对井冈山斗争以来革命实践经验教训的深刻认识，都非常尊重毛泽东的意见，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闻天曾这样对张国焘说：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主要考虑的都是军事行动问题，大家都推重毛泽东主持其事”。遵义会议在事实上已经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也正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开始走向成熟。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但并不否认杰出人物推动历史发展至关重要的作用。邓小平同志曾敏锐指出：“关键在领导核心”。如果没有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作为坚强领导力量，是很难实现利益整合、长治久安和发展进步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带领全党全国全军战胜一系列风险挑战，开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局面，成为全党全国全军高度信赖和一致拥护的坚强领导集体。我们必须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主席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主席权威，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近平主席指挥，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含糊和动摇。

 

 

　　在长征这场生死存亡的大搏斗中，红军将士发扬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战争奇观，同时也用忠诚、热血和智慧铸就人类历史上的精神史诗。皑皑雪山、汹涌江河、茫茫草地，以及盘旋轰炸的敌机、围追堵截的敌军，共同构成了这场战争活剧的大幕。缺医少粮、弹药匮乏，日晒雨淋、风餐露宿，是剧中英雄的真实写照。四渡赤水、回旋乌蒙、血战独树、激战土门、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等，都是这场战争活剧的精彩场景。红军的这些气壮山河的英雄壮举和所表现出来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人类为追求幸福而奋斗的历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强烈而持久地感染教育着每一位后来人。

 

　　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允许对其民族英雄任意诋毁。一段时期以来，英雄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狼牙山五壮士，被一些人恶搞、抹黑。这种诋毁英雄的言论像病毒一样扩散，进而发展到对长征中这些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人和事，也成为历史虚无主义者质疑的对象。有人公然宣称，红军战士不可能躲过敌人机枪的扫射通过大渡河铁索桥。我们之所以说长征是难以想象的战争奇观和英雄史诗，就是因为这是由平均年龄不足25岁的红军指战员们在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下创造的奇迹！这种难以想象却是铁的事实，这决不能成为某些人以自己和平年代安逸生活的体验来否定英雄及其事迹的依据和理由！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而一个拥有英雄却不知道爱戴他、拥护他的民族则更加可悲。”我们必须以强烈的政治担当、历史担当坚定地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特别要勇于继承和弘扬长征英雄身上彰显的伟大精神。面对中国梦强军梦的时代召唤，面对忘战懈怠这个最大危险，全军官兵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历史担当献身强军事业，强化随时准备打仗思想，在抓备战谋打赢中砥砺战斗精神、弘扬长征精神，以坚决完成各项使命任务的实际行动谱写新长征路上的精彩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