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需要政党，政党需要领袖群体，领袖群体需要坚强核心。领导核心是政治组织的灵魂与枢纽，往往站在时代的前列，引领方向、统筹全局、凝聚力量，发挥着主心骨、定盘星的作用。能否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特别是领袖人物，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否成熟与强大的标志和关键。长征是对中国共产党人一次信仰、理想、精神、意志与体力的全方位磨砺，更是对第一代领导核心一次思想、组织、军事等诸方面的锻造与淬炼。

 

　　核心初成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促使广大将士反思和觉醒。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等人看法日趋接近，逐渐走在一起，成为以后形成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关键。长征开始后，毛泽东与王稼祥、张闻天同在中央纵队，一起行军。一路上，三人积极交流意见，他们认真分析了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总结经验教训。张闻天后来回忆到：“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然后，他们又与朱德、周恩来、聂荣臻等人交流看法，大家一致认为，必须改变现在的错误，红军才有希望。

 

　　由于接连的败仗与损失，李德、博古日益被动。但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并没有把主要精力花在失败原因的讨论上，而是集中在红军战略方向的问题上，抓住了当时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从而赢得党内许多同志的支持。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否定此前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进军，得到与会者赞同。之后，黎平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后，会议再次肯定毛泽东进军贵州，在川黔建立根据地的主张。随后的猴场会议，再一次肯定毛泽东的主张，并在实际上取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至此，召开遵义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实际上已经明确了。

 

　　遵义会议上，党内多数与会者以毛泽东和张闻天为中坚和核心，同“左”倾错误展开斗争并取得胜利。会议增选毛泽东为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鉴于博古已经不适合担任党的总负责，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

 

　　张闻天担任总负责人后，鉴于此前李德、博古在军事上独断专行的错误，在作战指挥上也要求集体讨论并强调少数服从多数。结果，常常出现决策迟缓、意见难于统一的情况。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其弊端终于在红军二渡赤水战役中得到激化。在中央是否进攻打鼓新场的决策中，毛泽东说不能打，是“啃硬的”，但是大多数人都同意，毛泽东也只好服从。当晚，他在仔细思考之后，还是不放心，半夜里提着马灯去找周恩来，再三说服周恩来，把命令晚一点发。周恩来最后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并且在第二天的会议上，说服了其他人，从而避免了一场重大的损失。随后，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至此，毛泽东实际上成为中央红军的统帅，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建立起来了。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四川懋功，双方将士拥抱欢呼，互道衷肠。但是，党中央万万没想到，在其刚刚克服“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之后，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将对红军带来更大的影响与危害。

 

　　张国焘眼见中央红军人数比红四方面军少得多，个人政治野心随之膨胀。1935年10月卓木碉会议，张国焘居然“另立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人党籍，表明张国焘在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道路上，已由索夺权力、分兵对抗发展到组织上的公然对立。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遭受巨大挫折，给红军带来了巨大损失。正如毛泽东指出：“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 。1935年11月，南下川西的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地区遭到国民党军优势兵力围攻，8万红军将士锐减至4万，张国焘的南下方略彻底破产，自懋功会师以来的大好局面破坏殆尽。

 

　　在应对张国焘的斗争中，党中央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棘手而复杂的难题。张国焘分裂和危害党中央的企图昭然若揭，党中央不能公开与其针锋相对，因为他后面还有数万被蒙蔽的红军将士，武断处理只会造成红军分裂甚至武装对抗。但是又不能失去党性原则，一味妥协只会使其得寸进尺、变本加厉。这一难题是对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党中央领导人政治能力和水平的极大考验。

 

　　对于张国焘，党中央力求红军的团结与稳定，一方面与其反党分裂的行径作坚决的斗争，另一方面耐心地说服教育，必要时作一定妥协让步，促其转化，表现出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最终，红四方面军中广大指战员都站在党中央这边，彻底粉碎了张国焘的分裂阴谋。

 

 

　　中国共产党在其成长发展过程中，共产国际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其存在脱离中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问题，也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消极影响。然而，长征开始后，红军无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无意间给了中国共产党一个重塑自我的机会，客观上可以摆脱束缚，解放思想，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红军长征，特别是遵义会议的召开，使得中国共产党在没有“洋拐杖”的情况下，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此过程中，通过战争实践，党内同志逐渐认识到毛泽东的思想是唯一正确的思想路线，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逐渐形成。

 

　　长征最终取得胜利，正是由于毛泽东等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央红军长征的目的地和行动路线，完全是根据战争形势、沿途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敌我力量对比变化、全国总形势的发展来选择确定并不断调整的。一开始计划与湘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合，之后决定改道贵州，争取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北渡金沙江之后积极寻求与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北上陕甘，直至奠基陕北，这一过程，是在不断实践、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实现的。在长征中，毛泽东审时度势，把握时代脉搏，把红军被迫长征与北上抗日的进军有机结合起来，从根本上解决了红军长征在政治上和军事战略指导上头等重要的问题，为党、为红军、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方向。

 

　　战火洗礼

 

　　红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创造的人间奇迹，是中华民族一部惊天动地、震古烁今的战争史诗。广大红军将士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我党第一代领导核心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之下，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血战独树镇，激战江油，转战乌蒙山，进行重要战役战斗约600次。中央红军共进行了380余次战役战斗，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红军阵亡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像这样几乎每天都在作战、作战的密度和强度如此之大的情况在世界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

 

　　长征中不仅作战频繁，战役战斗的类型样式也是多种多样。例如，强渡江河的模范战例——嘉陵江战役，精心设伏的成功战例——老木孔战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经典——东川战斗，狭路相逢勇者胜的遭遇战——夜村战斗，出敌不意的奇袭战——腊子口战斗，步兵对抗骑兵的经典战例——吴起镇战斗，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的成功范例——榆林桥战斗，出敌不意的夜袭战——平越战斗，还有最生动诠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得意之作”——四渡赤水战役。在这些战役战斗中，不仅有堂堂之阵的两军对垒，也有出奇制胜的偷袭埋伏，既有红军已经擅长的运动战游击战，也有仍需学习和实践的阵地战进攻战。

 

　　正是在这种紧张频繁而样式多变的战争环境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而在军事上得到锻造与淬炼，极大地提升了军事指挥的能力。在长征中，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得到相应的发展，并逐渐获得广大党员干部的认可与推崇，成为我军建设与指挥的根本指导思想。

 

　　当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胜利会师之时，不论是外部的时势还是红军内在的自我，都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的党、我们的红军变得更加成熟、更加从容、更加自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等为代表的我党第一代领导核心经过长征的锻造与淬炼，具备了在国际国内大势中纵横捭阖的能力，快步走向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