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齐国国势衰微，桓公欲图强，于是拜管仲为相推行改革，“叁其国而伍其鄙”，精细行政区划、改革军制，形成社会与军事相结合的战斗体制。经济方面，采取士农工商分居，各业兼顾发展。社会政策上，主张治理国家要“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对贫者要“厚其生、匡其急、振其穷”。管仲变法，使齐国迅速发展，国富兵强，齐桓公也因此成了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

 

　　战国初期，秦国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产生、赋税改革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均落后于其余六国。为了增强秦国实力，在诸侯国的争霸中不被别国吞并，秦孝公即位后，决心图强改革，下令招贤，于是便有了卫人商鞅入秦变法，实行废井田、开阡陌、奖军功、设郡县……这场自上而下的变革，是图强求胜的改革。《商君书》中说：“强者必治，治者必强；富者必治，治者必富。”商鞅变法后，秦国“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秦王嬴政能够“灭诸侯，成帝业”，一统天下，是商鞅变法奠定了这一伟业之基，如果没有商鞅变法，秦国不会积蓄起强大国力。

 

　　纵观历代变革，我们不难发现，历史的长河奔涌浩荡，惟奋楫者先；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惟改革者强。改革推动了历史车轮的前进，但承载改革的却是顾全大局的牺牲和直面历史的担当。

 

　　惟其艰难，更显勇毅。当前的深化改革是一场持续的攻坚战，需要有勇气、有胆识，敢于吃螃蟹，敢于涉险滩，敢于破藩篱，敢于担责任，要做好承受改革压力和改革代价的思想准备。那么该如何对待这种利益的调整？孟子曾经讲过：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如今之改革，无需舍生，但要取义；为其义尽，所以仁至。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需要我们统一思想、坚定信念、听令而行，正确对待各种利益调整。无论涉及多么重要的利益，都没有实现强军兴军重要，都没有改革大局重要。

 

　　鲁迅先生曾经讲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这些人就是中国的脊梁。红军时期，为了革命需要，有的军长主动请缨当团长；今天为了强军兴军，只要一声令下，我们同样要义无反顾，甘当改革的“铺路石”，这才是新时期革命军人所应具备的精神。